评论：泰柬紧张局势揭示幕后外交的风险

悉尼讯：6月15日，泰国总理贝东丹·西那瓦与柬埔寨参议院主席洪森进行了一次私人通话。洪森是柬埔寨前总理，目前仍是该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这次通话旨在缓解柏威夏寺附近致命边境冲突引发的紧张局势，该事件重新点燃了长期存在的边境争端。通话以非正式、个人化方式在官方外交渠道之外进行。三天后，一段9分钟的通话录音遭泄露。

洪森承认录制并传播了通话内容，随后在脸书公布了完整的17分钟录音。随之而来的是泰国政坛动荡：联合政府成员退出内阁、抗议活动爆发、泰国外交部向柬埔寨提出正式抗议，贝东丹如今还面临国会不信任投票。

此次事件不仅是双边外交失误，更暴露出当代外交实践中的结构性缺陷。这堪称外交礼仪漏洞的教科书案例：当国家层面外交通过无记录、无问责且无保护的方式进行时，风险便随之产生。

更广泛来看，此事揭示了所谓"外交权威漂移"现象——外交政策影响力日益转移到非正式行政职务的个人手中，且往往缺乏授权与监督。

身份与权力的错位

泰柬事件的核心在于身份与权力的错位。

贝东丹是现任政府首脑。洪森虽已非总理，却保持着无可匹敌的政治影响力。其子洪玛奈虽是法定对口官员，但接听电话、录音并公开的却是洪森。

这是一种混合型领导外交：前领导人无需明确担责却仍掌握治国权柄。对贝东丹而言，基于家族渊源与政治历史，直接与洪森接触可能显得顺理成章。但绕过正式渠道的做法，使她暴露于声誉与政治风险之中。

与正式双边会晤不同，私人往来不享有外交豁免权，无档案记录，也无危机管理机制。一旦公开，就会成为政治武器。

作为"东盟方式"的组成部分，东盟成员国素来依赖私人关系与非正式渠道化解紧张。但泰柬事件凸显了缺乏程序约束的非正式外交风险。该地区尚未建立规范此类渠道使用的共同准则与保障机制，使双边外交易受个人意志与政治操弄影响。

风险并非源自私人关系本身——这仍是有效的外交工具——而是源于缺乏规范的随意性。私人通话绕过了制度记录、监督机制与应急预案。

这种现象并非东南亚独有。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库什纳、朱利安尼等非官方要员的高层交往常绕过正式渠道，模糊职权界限。随着国务院角色弱化，美国自身也面临外交权威漂移问题。

这提醒我们：即便在成熟体系中，当政治领袖将外交政策个人化且缺乏有效制度制衡时，外交规范仍会逐渐瓦解。

东盟的制度性沉默

但在东南亚，这种漂移因制度性沉默而加剧。无论是《东盟宪章》等架构文件，还是轮值主席或秘书长授权等机制，都未就此类混合型情境制定正式或非正式规范。双边关系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主权事务。

但对志在区域中心地位与静默外交的组织而言，缺乏外交行为的共同预期日益难以为继。东盟不干涉原则虽对组织创立与稳定至关重要，却意味着其通常避免直接评判政治人物合法性或介入所谓"双边"事件。这种沉默使地区外交易受个人即兴行为影响，进而产生区域性后果。

近期事件是普遍模式的缩影。马来西亚马哈蒂尔第二次任相期间，常以个人交往绕过正式协调。缅甸民盟政府在2021年政变前，一直维持着文官外交与军方秘密渠道并行的混合模式。

其他地区，世家元老们继续在无正式职务情况下施加战略影响。这些案例中，个人主义填补了制度真空，但也带来错位风险。

这并非东盟外交架构首次显露局限。早前评论缅甸危机时，笔者曾警示"平行外交陷阱"——某些非正式临时接触可能取代东盟赖以维持一致性的正式架构。

贝东丹与洪森的通话，正是这种机制失灵在双边层面的鲜活例证。当善意接触失去约束，反而可能引发危机。其结果非但无灵活性，徒增摩擦耳。

构建外交行为共识的必要性

东盟的非正式模式并非症结，问题在于缺乏配套规范。当前需要的不是严苛的制度化，而是建立一套区分私人往来与官方外交的柔性共识。

可从三方面着手：首先，东盟应鼓励成员国在现有外交礼仪框架内记录高层非正式接触；其次，推动关于非行政官员参与外交对话的共同理解；第三，谨慎授权东盟主席或三驾马车在外交实践威胁地区稳定时提供建议或警示。

这些建议并非要求东盟放弃不干涉原则或调解双边争端，而是建立外交行为共识，防止非正式处理的双边问题意外破坏更广泛关系时产生的连带损害。

这不同于第二轨道外交或公共外交行为体的作用——后者本就刻意在政府权威之外运作。此处关切的是：当国家体系内未获正式授权的个人在无监督情况下行使外交职能时产生的风险。

泰柬通话泄露事件表明，个人化外交极易演变为政治危机。东盟面临的挑战不是放弃非正式文化，而是通过规范保护这种文化，避免其受制于元老人物的恣意或私利算计。

若不如此，东盟将始终是个推崇共识却无力守护共识根基的外交共同体。